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8月27日下午，杜光院长陪同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吴晖、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济民走访慰问了我院离休干部刘宝明及其爱人陈绍清。这两位老人都是我国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兵。





      几位领导一行来到老人的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并带着崇敬之心倾听刘宝明老人述说当年惊心动魄、不畏牺牲的抗战事迹。杜院长说，在全国上下欢庆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来看望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没有你们的浴血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你们的功绩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希望你们保重身体、保持好心情，快乐生活，安享晚年。




 




      刘宝明：八路的小小卫生员 数十年后想上央视找战友

      1930年出生的刘宝明在抗战老兵这一群体中的年纪并不算大，他15岁参加八路军，在冀东军区卫生所服务伤员；解放战争时期，他调到第四野战军，作为“尖刀团”的一员深入敌军腹部做伤员救治工作；解放后他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为了寻找当年一起抗日的战友，刘宝明准备进京录制《等着我》栏目。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老兵刘宝明的故事。

 
（一）妈妈送我去参军  小小卫生员经历战后惨状
刘宝明是北京平谷区人，1944年—1945年初，日军在平谷区肆意扫荡，烧杀抢掠，念完小学的刘宝明无奈辍学，在一个冬日的下午，由于亲眼所见日军对父亲反复灌辣椒水、踩肚子的残暴行为，刘宝明立志要参加八路打鬼子。
刘宝明：人人都不想走，这日本鬼子就赶不出去，是吧。那就干脆走，我妈说走吧，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就老太太说这话，那就是太行山上讲的，母亲送儿上战场，是大冬阳一点也不差。那时我母亲把我送走的。走吧走吧，就这样走了。
由于年龄小个头小，15岁的刘宝明被分配到冀东军区第14军分区卫生所跟着医护人员学习医疗救治，虽然之前并没有想过当卫生员，但特殊时期的特殊方法让刘宝明迅速适应了角色。
刘宝明：就是搞了两个月，就是救护知识，一般的换药啊，一般的病啊，就是这样的知识。蛮浅薄的知识，不像现在理论这么高。比如说，内科阿斯匹林托氏散，又治咳嗽又治喘。他这样让你背口诀，顺口溜。是吧，顺口溜，大概那个顺口溜有300多个。
老人回忆，当时部队的卫生所都在大峡谷，现在叫九曲十八弯，每隔50公里一个卫生所，大概40名医护人员，重伤员都被安排在隐蔽的山洞里救治。
刘宝明：日本鬼子在45年里边，他实行细菌战和化学战是最厉害的时候，我们的伤员一大部分都是日本鬼子用炮弹，飞机带的那个细菌，一个是破伤风，一个是坏血病两种病。看了特别惨，那时候我们医药啊、医疗条件也差，所以治疗也比较困难。经常在我看到的死了的烈士很多。平时没办法，比如说打到大腿这个地方 ，你就半天，它就转移，那个坏骨病它就发紫。没办法把它锯掉。那时我在手术室的时候经常扛着胳膊大腿去埋烈士的肢体。
老人说，日军扫荡时期，药品的补给非常困难，在冀东大峡谷战线，卫生所里的三种主要药品是碘酒、双氧水和食盐，补给途径一是靠从击退的日军那里收缴，二是靠地下工作者去购买，药量非常有限，有时伤员两三天才能换一次药，也有不少战士因为药剂跟不上而导致死亡。
刘宝明：他日本人一扫荡厉害了扫荡几天，才去换药。第二天你去了，你看了就要流眼泪。有的洞都长了蛆，都在大腿上爬。太残酷了，太残酷了。我们背啊。背着伤员去埋啊，背不动。比如说我来背，后面的人就揽着大腿，两个人背着去。太惨啦，太惨啦，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看着干着急，救不活就是救不活。
老人说，有些人认为卫生兵就是在后方，其实不然，部队打到哪，卫生兵就跟到哪，带着尖刀往前冲，牺牲也是常有的事。在一次战斗中，刘宝明从日军手中收缴了一个子弹盒，老人就用它装止疼针、止血针、强心针以及一些常备药品。
刘宝明：你看我这盒子里边在战场装了三针止痛的，这个一般不用的，我要用了要经过我的卫生队长批。那时候特别缺啊，那手术锯大腿的时候就没有药啊，没有止痛药，哪有止痛药啊，都是咬着毛巾啊，护士按着大腿啊，他要挣扎，一痛就要挣扎啊，特别困难。看了就要流泪，真要流泪。
 
 
（二）难忘战友情  分别62年后想上央视找战友

在刘宝明老人家里，还珍藏着许多抗战时期的老照片，老人最珍视的，是一张和战友的合影。这张照片中年纪较小的就是老人念念不忘的战友——郭昌。
刘宝明：他父亲也是八路军。在扫荡的时候牺牲了。所以就是他就分配到我这个班，所长就跟我说，他说，这是烈士的后代啊，你要给我保护好啊。你要保护好，我交给你了。
因为领导的一句嘱托，15岁的刘宝明对14岁的郭昌承担起了保护的责任，抗日战争结束后，两人又一起参加了解放战争，刘宝明在团卫生队，郭昌就在连队当卫生员。
刘宝明：这个小鬼啊，又调皮又可爱。他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有一回我们在野战抢救手术，伤员下来有些手榴弹掉下来。他拿手榴弹去炸鱼。炸鱼所长就找我，你咋搞的，你这班长怎么当的，你怎么不把他招呼好，你让他搞这事嘞。我说他炸鱼送给伙房给伤员吃，不是给他自己吃。到了北京冀东大峡谷，那大峡谷，山多陡啊，他把他衣服向后一扣，口头朝后面了，他爬山淘那个鹰蛋，煮熟给伤员吃。
解放战争后，刘宝明放弃了读南昌军区大学的机会，坚持要求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同时郭昌也奔赴朝鲜战场，虽然被分在了不同的连队，但刘宝明始终没有忘记领导对他嘱托——保护好郭昌。他用玻璃纸把他和郭昌唯一的合影包好，随身携带，然而抗美援朝三年，两人却只见过一面，也是至今为止的最后一面。
刘宝明：53年大概是，他是9月份，10月份回的国。在安东车站现在叫丹东车站，是吧，丹东口岸。他是往国内开，我上国外，我那时候还没回国，我还要到朝鲜去接收伤员。在车站上猛然碰着他了，打了照面，没来得及说几句话，他就开着车走了，我就朝朝鲜走了。那时候想我蛮后悔啊，为什么不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他嘞，部队地址那时调动蛮频繁的，找不到的，那时候又没什么档案。
后来，两人失去了联系，1953年刘宝明回国后被分配到咸宁市195医院工作，第二年到重庆军区大学深造，毕业后又回到195医院，转业之后来到市中心医院，直至离休。工作期间，刘宝明一直在寻找，无论出差到哪里，他都会到当地的军区部队去打听有没有郭昌这个人，却一直没音讯。今年，他向央视大型寻人栏目组《等着我》提交了找人申请，他想通过该栏目组的帮助找到郭昌兄弟，就在前两天，老人接到了栏目组的邀请，并将于本月28号去北京参与节目录制。
刘宝明：不能忘记他，因为领导说这话要照顾他，我找他的道理就是要见一面。
因为战争年代领导的一句嘱托，刘宝明老人念念不忘几十年，也可见老人与战友之间的深厚情感。现在老人接到了央视栏目组的邀请，将在央视这个大平台上寻找战友，我们衷心祝愿此次央视之行能圆了这位耄耋老人的愿望。